30位企业家：我们想要的市场经济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肖强、陈冉、王雅文、张瑜 / 北京、青岛、成都报道

第一篇：公司创世纪

“改革开放30年，哪些政策成就了你的企业？”《瞭望东方周刊》向30位在各自的行业中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家提出的同一个问题，听到了不同的答案。

“1982年，政府鼓励农民在搞好生产的同时发展多种养殖，允许养猪，提倡养猪，我们的故事由此开始。”新希望董事长刘永好说。

“1984年，青岛市搞的‘利税承包’试点放在双星，让我们活了下来；1988年，拿到自营出口权后我们就发了。”青岛双星总裁、改革开放后第一届“十佳企业家”里硕果仅存的汪海说。

“20世纪90年代以来鼓励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政策是我们这些出口导向型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新华联董事局主席傅军说。

来自湖南的全国人大代表、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还提到了改革开放之前打下的基础：“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工业化、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基础，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如果没有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基础，没有独特的产业比较优势，中国就没有能力承接全球分工带来的产业转移。也为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推进打下了基础，城市化加速给建筑机械厂商三一重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每一个企业赖以成功的原因，看起来都很偶然，而30年来中国企业勃勃生机，却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有“企业家中的理论家”之称的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条中国公司的重生之路。

〈小标题〉冯仑：大鳄从皮包公司开始

现在有名的“地产大鳄”也好，经营奇才也好，几乎都经历过从海南“逃生”的一段，冯仑本人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为什么大家都到海南淘金？冯仑的解释很直白，“因为那时候只有在海南这个最大的特区才能够注册皮包公司（即无执照、无场地、无资金的“三无”公司），在《公司法》出来之前，只有特区才有这样的政策。”

“我们在海南办了万通，就是三无公司，这样的公司在北京肯定办不下来。然后就是验资，都刚从‘一大二公’时代过来，验资你得借钱，我们在海南的银行借了一笔钱，在北京，你连这些钱都借不到。”

因为在特区注册公司容易，海南一时聚集了无数怀揣创业梦想的人。当时海南省会海口只有30万人口，却注册了两万家公司，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内地观念所不容的“皮包公司”。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批创业者积累了创业经验，得到了初步市场锻炼，然后开始进入内地。

公司法不断地修订，很完善。今天的创业者注册一个公司非常快，非常容易，门槛已经很低了。“虽然还不能像香港那样，几块钱就能注册一个公司，只要你付了律师费，会计师费，你注册资金几块钱就可以，但是已经接近了。”

“注册了公司，从无产者起步的企业家们第二步就是找钱，弄到启动资金。1992年底左右，国家体改委颁布了一个股份公司成立的有关规定和条例，“正是有了这个文件，国内开始知道除了自己的钱，还可以用股东的钱，可以用社会的钱。

“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实际上企业跟资本市场慢慢就建立起关系了，后来上市公司就多起来了，证券公司也随之出现了。如果没有股份公司，你就没办法发行股票。”

根据当时的政策，冯仑发起北京万通股份公司的时候，还要经过人民银行批准，财政局当时也去万通进行资产估值，发批文；体改委也给他发了一个股份公司的筹备批文。

即便麻烦一点，融到资就有了未来。“毕竟，这是体改委给我们开的最大的口。有了这个口，北京万通才能在当时就做到8亿股。”

“虽然有股份公司、股东这些词儿，但股东权利是什么，董事会应该怎么弄这些事，都没有概念。在1991年我们办公司时其实是总经理最重要，法定代表人和出纳最重要。法定代表人可以签字，所以很多公司争这个职位，争签字权。那个时候董事会也有，我那时候也是董事长，但是干的事跟经理差不多。”

在这种情下，公司治理就很混乱，谁是法人代表也说不清楚，有时候是副总，有时候是老总。“1992年，我做股份公司，杨小凯（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就说，你没有《公司法》怎么就是股份公司呢？我说先做了再说。最后他说我给你一个《公司法》看看，他就把澳洲的《公司法》给我看。后来我们的《公司法》出来了，我给他看看，他很高兴，他对我们的公司法非常褒扬。”

《公司法》出来以后，最重要的是明确了出资人的权利，董事长是法人代表。“我们就知道了董事长应该干什么，总经理干什么，董事会管5件事，经理大概做6件事，分得很清楚。”冯仑介绍说，1995年，他和王功权、潘石屹等几个朋友分开，各自组织公司，依据的就是《公司法》。

加入WTO以后，中国面临的整个竞争环境变了，中国开放的格局更大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出来，万通要有‘全球观、中国心、专业能力、本土功夫’。WTO以后，我们面临的环境发生了一个根本变化，民营企业不仅融入了中国经济的主流，而且和全球化的竞争格局开始有了密切接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万通作为一家中国地产公司，主动参与了“9·11”事件中被撞毁的纽约世贸中心的重建。

〈小标题〉张瑞敏：从亏损国企到全球第四

“1984年12月26日，我来到青岛电冰箱总厂时，当时的情况是亏空147万元，产品滞销，人心涣散。当年春节是到农村大队借钱，才使全厂工人过了一个年。”张瑞敏向《瞭望东方周刊》说起了海尔的起点。

24年后，海尔集团是世界第四大白色家电制造商，在全球30多个国家建立了本土化的设计中心、制造基地和贸易公司，全球员工总数超过5万人。

除了产量，更让张瑞敏骄傲的是海尔品牌已成气候。自2002年以来，海尔品牌价值连续6年蝉联中国最有价值品牌榜首，海尔品牌旗下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视机、热水器、电脑、手机、家居集成等19个产品被评为中国名牌，其中海尔冰箱、洗衣机还被国家质检总局评为首批中国世界名牌；2005年8月，海尔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中国十大世界级品牌”之首；2006年，在《亚洲华尔街日报》组织评选的“亚洲企业200强”中，海尔集团连续第四年荣登“中国内地企业综合领导力”排行榜榜首；2007年，海尔品牌价值高达786亿元。

早在大家还在追求产量的1985年，海尔针对当时电冰箱市场品种繁多、竞争激烈的形势，提出了“起步晚、起点高”的原则，制定了海尔发展的“名牌战略”。张瑞敏亲手“砸冰箱”，保质量，唤醒了员工的质量意识、市场意识。

1987年，海尔冰箱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招标中，战胜十多个国家的竞争对手，第一次在国际招标中中标！1988年12月，海尔冰箱在全国冰箱评比中，以最高分获得中国电冰箱史上的第一枚金牌，从此奠定了海尔冰箱在中国电冰箱行业的领头地位。1991年，在全国首次驰名商标评比中，问世仅仅6年的海尔品牌被评为“全国十大驰名商标”。

1999年4月30日，海尔又率先突破第三世界家电企业贴牌加工的既定命运，实施走出去战略，在美国的南卡州建立了生产厂；随后3年里，海尔在意大利、巴基斯坦、约旦、印尼、突尼斯等9个国家建立了工厂；2002年1月8日，“三洋海尔株式会社”在日本大阪成立；2002年3月4日，海尔在美国纽约中城百老汇购买原格林尼治银行大厦作为北美的总部；2007年，海尔已经在全球建立了9个研发设计中心、30个制造中心、22个贸易公司，实现了设计、生产、营销三位一体布局。完成了自己的“微笑曲线”。

〈小标题〉魏新：“对国家支持感受深切”

如果说万通的发展是对民间创富力量引导规范的结果，海尔的壮大是国企“松绑”的成果；北大方正则代表了改革开放的另一种产儿。

“方正对国家支持的感受是相当深切的。”方正董事长魏新说。他认为，在技术力量薄弱的后发国家，光靠“松绑”是不够的，在一段时间内，新兴高科技企业，特别是关系到国家产业战略的高科技企业，需要政府“扶着走。”

众所周知，方正得以立身的技术都是北大教授、中科院院士王选带领的团队开发的。当年，国外对激光照排技术实行封锁。不得已，国家决定自主创新。激光照排技术立项的时候叫“748工程”，该工程“是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亲自批示的。”

技术难题攻克了，市场对这套新技术并不认可。危急关头，又是国家出面支持。方正卖出去的第一套激光照排技术是国家指定卖给《经济日报》的。一个新兴的产业链由此形成并走向成熟。

方正的发展始终没有离开国家的支持。比如，方正是中国软件里唯一一家知识产权示范单位。2007年2月，北京市政府推出创新型企业百家试点，方正又是文化创业类的示范单位，也是文化出口重点单位。

国家大力倡导自主创新战略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方正得到了更多的支持。2003年“中国制造”开始成为一个话题的时候，魏新就率先提出了“拉美化忧虑”。一年后，方正还拉上了几家国内企业搞了创新宣言。所以，当2005年10月中央强调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并把自主创新提到了一个国策的地位时，魏新“非常激动”。

但是，“后发国家要拉动特定产业，建立自主知识产权，要有非常规的观念，需要政府给予特殊支持。”魏新对韩国政府扶持本国企业的一些做法非常羡慕。

他介绍说，韩国企业在起步之初也是很落后的。现代、三星等韩国大企业在扩张阶段，资产负债率一度高达1000%。韩国当时的银行也都是商业银行，如果不是政府出面担保，谁也不敢把钱借给他们，但政府出面为企业提供了担保，解决了企业的融资难题。此后，韩国企业甚至可以拿政府授信的贷款，把西班牙的汽车厂连技术带研发人员一并买回。

不仅如此，韩国政府还把财政的钱直接拨给企业。韩国当时把企业分为三类：传统企业、重点产业的企业、高科技企业。“朴正熙时代，政府出资设立了18个研究院，使得韩国企业的研发能力大为提升。”

有了政府担保受信，韩国企业有能力大搞研发，高薪召回自己在欧美的留学生，给他们比美国更高的待遇。多管齐下，韩国逐渐有了自主知识产权。

实际上，中国能够诞生一些“后发制人”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也借鉴了韩国经验。魏新透露，“王岐山在广东的时候，在广东金融系统协调了很多资金，支持华为。华为拿到了钱，才有了后来的扩张发展，才能逐渐靠自主知识产权去世界上打市场。现在看来，中国企业真正在占领市场和拥有自主产权上能够和韩国企业媲美的，只有华为。”。

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更多的三星和现代？魏新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太大，所以对单个企业而言，感受到的国家扶持力度不会很大”。“有效的扶持政策是选择几个重点企业，不撒胡椒面。应该拿几千亿出来作为企业专项研发经费；或者把这笔钱拿出来作准备金，给银行，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贷款保证；或者由政府向银行付息，减轻这类企业的负担。”

第二篇：

我们距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多远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卢波、肖强、陈冉、王雅文 / 北京 报道

竞争程度是市场化程度最明显的标志，可是企业家们对这个问题却做不出明确的判断。

从事办公家具和茶叶销售的李书文，在央视的“创业秀”节目《赢在中国》中夺冠，可现实中，他的生意并不如意。“我们这个行业，竞争不是充分，是白热化，竞争的已经没有饭吃了！”

河北大午集团监事长孙大午则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在民间的低端竞争是激烈的、充分的；但是高端竞争是不充分的，还有行政、自然等垄断现象。”

农民们办的养鸡场、养猪场，竞争激烈，利润很低。但在另一方面，比如，我们的原种鸡恐怕是全国唯一的，我们一年孵化2000多万只小鸡，国家的畜禽良种补贴应该有我们，可是我们却拿不到。

小企业纳税，龙头企业不纳税，小企业贷不到款，龙头企业能贷到款，小企业拿不到补贴，大企业可以拿到补贴，可是很多省级龙头企业、国家龙头企业成为“龙头”并不完全是竞争的结果，也是有关系在其中，社会关系仍然在调控着资源。“有人说搞企业就是搞关系，经营企业就是经营关系，不能说不无道理，小企业有小的关系、大企业有大的关系，没有这些关系，很多事情我们得不到政策上的支持。”

而在另外一些行业，真正的市场竞争几乎没有发生过。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房地产行业的竞争“不充分。”

“首先，企业数量非常多，集中度非常低，万科只占2.5%左右，在房地产行业从来没有20%的领头企业占据80%市场份额的情况。房地产行业前十家，前二十家企业，拥有的总市场份额10%都不到。”

“这个行业非常特殊，因为决定竞争力的不是企业实力。”

〈小标题〉牛根生：名牌逃不脱被仿冒的命运

企业家们对市场竞争的忧虑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一味靠价格战形成恶性竞争；二是地方保护。

蒙牛乳业董事长牛根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前全国乳业市场几年来呈现低价、恶性竞争态势。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奶贱于水’的现象。受到原奶涨价与市场微利的双重挤压，企业一旦经营不善，就有可能陷入亏损境地，而且这一态势越来越严重。在这场空前的乳业阵痛中，早在2005年中国乳业便已出现了1/3的亏损面，2007年估计亏损面超过一半，这更深刻折射出中国乳业的深层矛盾。

地方保护主义是牛根生最深恶痛绝的一个词。牛根生解释说：“地方保护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无序’。第一，打假的无序性。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中，只要是全国名牌（食品行业），往往逃不脱被仿冒的命运。究其原因，与地方保护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地方在处理假冒名牌的事件时，前紧后松，抓得勤、罚得少、放得快，过不多久就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比如，在东部某个省，2004年我们查到7个企业假冒我们的产品。当地管理部门的人与我们一起去的时候，把车间封了，库房封了，产品封了，该封的都封了。但我们走了以后，时隔不到7天，他们又放虎归山。”

“目前打假的手段也有问题。发现假冒产品，不讲一点策略，就在电视上暴光。但暴光的结果，究竟是惩罚了假冒者呢，还是惩罚了被假冒的名牌厂家？从实践上来看，往往对假冒分子没有带来多少惩戒，反倒对被假冒的名牌厂家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因为电视上一暴光，消费者难辨真假，就采取最简单的策略：甭管真的假的，统统不买。”

牛根生的第二个无序，说的是媒体的无序性。“近年来，乳品行业不正当竞争案增多，而为不正当竞争推波助澜的，就有一些小媒体受眼前利益驱使，滥用手中的“话语权”，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好也不好。牛根生强调媒体要负责任，应该对媒体负责人实行“问责制”。

〈小标题〉向文波：立法提高工资

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说，三一最大的竞争压力来源于恶性竞争，就是非理性竞争。它已经使很多产业走到了尽头。比如说家电产业，当价格战打得一蹋糊涂得时候，家电企业是把自己发展壮大的宝贵市场机会白白流失了。新的一代彩电开始面市，过去的技术已经被淘汰，家电行业的经营走到了绝路。如果不是靠辅业，比如房地产，整个家电行业是亏损的。

向文波提出，市场竞争中要讲平等的市场地位，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三者根本不处在平等的竞争地位，就不可能产生良性的竞争。“我们企业的利润有很多是被恶性竞争消耗掉了，比如出口产品价格很低，摩托车相当于论斤卖，出口一辆只赚50块钱。”

此外，生产型增值税制度，导致国有企业不重视企业的盈利，只重视规模。从这方面来讲，地方政府拼命扶植做大，并不支持做强，认为企业赚不赚钱无所谓，因为过去企业赚钱政府也得不到好处，而规模搞上去可以解决税收、就业问题，还能产生政治影响。

“我接触的一个政府官员明确讲：我们对利润不感兴趣，我们只对规模感兴趣。”

“不平等的竞争地位是民企的隐忧，一些国有企业可以用很低成本地获得各种资源，还可以获得免税政策。这些免去的税收，对我们没有政策优势的民营企业来讲，就是恶性竞争成本。”

所以市场经济没有严格的市场秩序，没有竞争主体的平等地位，也不可能有市场经济。在完全竞争领域，应该给所有竞争主体平等地位。。

向文波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为什么国家不能立法提高工资来抬高企业的出口价格呢？人民币两年来已经升值了15%，某种意义上，把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提高15%跟出口产品竞争力跟今天比是一样的。如果把产品价格提高15%，国库收入会更高，老百姓收入更充裕，丝毫不影响产品竞争力。”

“提高的工资，转化为国民财富能刺激内需。货币是用来交换的工具，不给劳动创造的价值以应有的货币而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那么如何与别人交换？需求自然拉不动。所以我希望工资能够高于基本生活需要，这样才能产生新的消费能力。”

〈小标题〉傅军：诚信机制迫在眉睫

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来到中国的外企，普遍认为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最“差劲”的一环，是诚信机制缺失。

世界最大的办公家具连锁销售企业史泰博设在北京的分公司总经理张恩晔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的一切越来越市场化，是毫无疑问的。对更适应完全市场化的竞争跨国企业来说，这是好事情。比如说，在史泰博创始的美国，政府采购和商业采购是一样的，大的项目必须公开招标。

在中国，政府采购的公开透明机制正在逐渐推广，中央部委和大型国企上了200万的采购，都是公开招标。“中央部委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采购中心，对办公用品供应商只确定大名单，不指定具体企业，我们也入围了这个大名单。”

通过这种公开机制，史泰博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唯一的指定家具供应商。

在享受这些大进步带来商机的同时，史泰博也遇到一些“小麻烦”。张恩晔说：“我们打的官司，都是对方收到货后拒不付款。打个电话订了货，交张假支票；报了案，一般也解决不了。这是我们最头疼的问题。”

“这种简单的骗局，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基本绝迹，现在还要抽出精力来应付这些问题，所以头痛。”张恩晔透露，史泰博一度想把在美国实行的30天无条件退还条款引进中国市场，“但考虑到现在诚信机制状况，我们目前阶段也不能贸然出台。”

“在一个社会建立诚信机制，可能只靠法律也无济于事，需要多方面努力。”

日本JVC中国投资公司企划室主任尾崎则向《瞭望东方周刊》抱怨，“我们感觉商业方面最艰难的地方，倒不是其他厂家的竞争，而是现金的回收？由于现金回收问题，JVC甚至放弃了在中国市场的电视销售。

身在“最基层”的企业家李书文也认为，在法治环境方面，“我们打官司的事情都不复杂，就是对方欠我们的钱，应收账款常常收不到，欠帐不还没有办法。就是老赖啊！”

李书文说，“官司打赢不难，基本上一到执行层面，就是苦等了。”

全国政协委员、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今年“两会”上的提案是“尽快建立信用体系”。

“现在有多少合同签了不履行呀！再有一个是造假贩假，个人信用卡花的钱能不能及时还给银行，贷款能否及时还上都是问题。只有建立诚信社会，中国社会和市场经济才有希望。”

傅军在提案中说，第一是政府要带头讲信用。政府如果不带头讲信用，全民都不会讲信用；第二就是要建立征信系统，要有个人信用记录，要有黑名单制，提高违法成本；第三是允许舆论监督；第四是执法要严。这是我们企业界最关心的。

“我们跟一个公司合作，给他2000万，但他根本是个骗子，法院也判了，我们也赢了，他就是死皮赖脸不还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金六福酒在全国十几个地方有人假冒，我估计目前市场上的茅台也有不少是被人假冒的。国家不应该把这事当成个小事。法治社会的基础就是信用，没有这个基础怎么能行？”

〈小标题〉孙大午：有个平等对话的机会很不错了

30年来，企业法治环境方面的每一个进步，都让企业家们感到欣慰不已。

河北大午集团自1997年以来，连续和地税局打了5年官司。1997年10月28日，管辖大午集团的徐水县地税局在对大午集团连续三次查帐后，在一没有查帐结论，二没有税务处理决定书的情况下，突然下达了一个限大午集团3天之内交偷税漏税138万元的通知书。大午集团不服，遂向市、省地税局逐级反映，税额也从138万元直线降到17万。省地税局经请示国家税务总局后作出批复，认为徐水县地税局对大午集团公路、路面硬化等按15%税率征收投资方向调节税是错误的。这场官司打了5年，一路打到国家税务总局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前后花费上百万元，得到了保定市人民检察院的“检查建议书”。

“这场官司能开庭审理，我觉得是胜利。企业和政府打官司能打个不了了之也不错了。因为税务官司的司法解释权在税务局，行政、司法一体，作为民营企业，能有个与政府职能部门平等对话的机会已经不错了。”

“理论家”冯仑则向《瞭望东方周刊》指出，立法上的粗线条，给行政部门解释法条留下了太大的自由裁量权。“立法之后，基本上通过两个方式在执行当中加以完善，所以我们立法的法条都比较粗。第一个方式是司法解释，通过判例进行细化；第二个由行政机关制定实施细则，就是行政法规。

“这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进步方式，导致的法律环境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必须要争取，为什么关系重要呢？是因为司法解释、实施细则，怎么定，是可以争取的。”

但冯仑认为，总的说来法律是越修正越公平了，而不是相反。“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打了一些房地产项目的产权官司，这些官司的胜率十几年里发生的变化非常有意思：在三年以前，基本上碰到这类官司的话，我们企业赢的比较多，业主和其他客户赢的比较少；最近三年，随着物权法还有其他的所谓以民为本的法律出台，我们企业赢的概率在减少。这就是社会大环境对法治、对市场的影响。”

〈小标题〉汪海：竞争性领域国资不宜多控制

从“皮包公司”到现代企业，企业本身也在白热化的竞争中成熟起来，这个过程，冯仑同样描述得非常生动：“每调控一次，有一部分企业死掉，但中国企业更深的生命活力也在其间复苏”。

“我是做房地产的，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后上，治理银行资金乱拆借，把海南的地产泡沫整没了。那是一个什么概念？30万人口的城市两万家公司，都搞房地产。天天兴奋得像过年夜，一不留神就挣钱，夜总会一晚上消费几十万。泡沫破灭后，两万家地产公司剩下二十家。但是宏观挽救了我，那种泡沫下我也很疯狂，自己和公司永远都不会成熟。

“宏观调控的另一条好处，大家都没有看到，那就是教我们学好。帮我们学会办公司，否则光会借钱批地。”

怎么学才算学好了，用什么办法来治理企业？青岛双星可谓穷尽了经济学教程上有的和没有的办法。双星是青岛市“利税承包”的第一个试点，挣扎在破产边缘的企业靠承包存活下来。

为了把产品卖出去，双星又在山东第一个打破企业只管生产，不管销售的老规矩。“上千名职工乘夜将一包包解放鞋偷偷运出厂自己销售，大白天背着鞋箱闯市场，不但在青岛本地卖，还跑到烟台、石家庄、南京、兰州卖，一年过后，200万双解放鞋竟然全部卖了出去，企业就此活了下来。”

1985年，双星趁中央提出企业走“横向经济联合”之路的机遇，与黄岛橡胶厂开始了横向经济联合，成功地将生产线转移到远郊，获得了廉价厂房和劳动力，实现了低成本扩张。而在当时，后来流行的开发区还是个闻所未闻的概念。

在企业内部，双星冒着“国有资产流失”的骂名，搞出一套“包、租、股、借、卖”体制，到将农村“包产到户”机制引入企业，把操作台变成“责任田”，把承包人变成“小老板”。

种种尝试，最后涉及的无非是一个激励机制问题，管理者对企业产生的“剩余”没有索取权，怎能保障他们的积极性？在“国资流失”和“激励管理层”之间，天才的中国企业家找到了平衡，在实践中发明了一切教科书上都没有的混合所有制。

2007年11月，名人实业通过资产市场公开挂牌竞购，购买了上市公司青岛双星的鞋业生产部分资产，上市公司的主业转为汽车轮胎生产销售。这家名人实业成立于2002年9月，汪海是第一大股东，占股21.88%，并任董事长；包括汪海在内的双星5名高层管理人员合计持有名人实业46.78%的股份，其它10名自然人持股为20.22%。此外，双星集团工会持有剩余16.5%，国有企业双星集团持股16.5%。

汪海说，“双星鞋业从事的是竞争性行业，从带着200万双解放鞋到市场求生存开始，就一直面临非常大的竞争压力，在这一点上与垄断性行业有本质区别。我希望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今后对双星这样竞争性行业的公司少一些约束，就石油、煤炭等基础工业命脉而言，国家加强控制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每天都要自己到市场上找饭吃的公司来说，限制过死只会影响企业发展。”

国家叫停管理层收购（MBO）后，在集团公司旗帜下，既有民营公司，又有国资公司，这种混合所有制形式并不罕见。甚至连民企出身的万通地产，也主动邀请了国资企业天津泰达集团入股合资。冯仑解释道，“我愿意跟国有资本合作，成为一个混合经济，在中国未来得发展过程当中，我相信混合经济希望是最大的，而且这也是中共十六大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愿意成为混合经济。”

本刊也发现了例外。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任建新辞去公职“下海”的时间，与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民企精英王石、柳传志、鲁冠球几乎同时，这些人旗下的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公司纷纷改制，成为企业家自我实现的主流。

如果任建新将开创了中国现代化学清洗产业的蓝星清洗，完全按照民营科技企业的路径发展，个人资产自不待言。但时至今日，任建新只拿20万年薪，不持有中化工集团旗下任何一家公司的股权、期权；中化工集团也没有任何“混合所有制”设计。

任建新这样解释自己的固执：“创业之初，蓝星虽然没有拿到国家的实际投入，但是，蓝星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受益诸多政策支持。虽然蓝星清洗是在完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企业，但每一次关于国企改革的政策调整，都我们通过并购国企，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当然不能说现在的中国化工集团是凭我一己之力做大做强的。”

规模更小一些公司，反而在现代企业制度上“超前发展”，更加与世界接轨。

李书文的公司有二百多人，基本没有家族的人参与管理，公司股东是9个自然人，其中包括最基层的员工。他的这家小公司已经给管理人员配股，初步设置了期权激励机制。

孙大午的大午集团从家族企业起步，所以“有个历史的延续性，中高层管理人员多是从内部锻炼出来的。”

2005年大午集团搞了企业改制，对企业的治理模式进行了改革，现在他所谓的“私营企业君主立宪制”。按照“私企立宪”的制度设计，集团设立董事会、监事会、理事会。三会并立并行，相互制约。监事会对企业有所有权和监督权，由产权所有者、工会主席、法监部主任、财务总监和其他聘用人员组成；董事会有最高决策权；理事会有执行权。董事长、总经理是由选举产生的，每届任期4年，可连选连任，监事长实行继承制。现在这个制度已经运行4年了，并且已经成功进行了换届选举。“私企立宪制”的管理层基本上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专制执行的模式。“实施到现在，感觉效果良好。”

第三篇

我们最期待的改革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卢波 肖强、陈冉、王雅文 / 北京报道

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对三农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他说，“无工不富，可是在农村，人们没有权利像在城市那样办企业，所以难以致富。”

〈小标题〉孙大午：最大的限制是土地和金融服务

“20世纪90年代起，各种部门法规纷纷出台。乡镇企业纷纷倒闭。我觉得根本原因在于这些部门法使得乡镇企业难以转轨适应各种审批和管制门槛，幸存下来的企业大都也迁到开发区去了。农村中侥幸生存下来的企业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比如企业用地，原本是集体土地都转成了国有土地，否则连抵押贷款都不得其门。”

“现在乡镇企业感受到的最大的竞争压力来自行业垄断和行政审批，发展瓶颈就是土地和融资问题。”

农村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在法律上都不明确。农民对土地既没有完全的所有权，也没有完整的使用权。在农村，宅基地都要通过国家审批，办企业就更难。

“大午集团的占地是1985年，而《土地法》是1987年7月1日生效的，法律不溯及既往，所以《土地法》不能管1985年用地是否合法，这也是我的企业侥幸发展起来的原因。”

“历史上的乡村社会是五行八作、自成一体的。有作坊、私塾、酿酒的、开药铺的，可是现在的农村，办企业阻力很大，开个幼儿园、诊所也需要层层审批，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村办企业的环境发展不起来，农村经济就起不来，农民只能种地、打工。”

“农民没钱花是因为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有事没人干，没人干是因为想干也干不成。种地不纳税、有补贴，可是只能解决温饱问题，无法致富。农村没有企业，农民是富不起来的，农村发展的出路就在于村镇化、企业化，村并村、村变镇才是农村的出路。现在法律规定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但农民并没有权利使用自己的土地搞企业，包括一种二养三加工的产业化运作。所以土地问题是制约我们企业发展的瓶颈。”

“再说融资，其实大的民营企业融资不难，最难的是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几乎就没有融资渠道。”

“错在银行吗？也不是。我个人对银行没有任何怨言。不喜欢小企业，这是银行建立的目的决定的，要怪只能怪目前的制度设计，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是为服务国有企业设立的，为大企业服务的，现在让它转向面对中小企业，当然没有可操作性。”

“我觉得，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需要建立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金融体制深入改革只需七个字：‘放小、拆大、民营化’。‘放小’就是放开小的金融机构，比如一个500户的村庄，就需要有5个信用合作社来支持。因为100户农民就是100个经营实体，哪怕他卖冰棍、卖糖葫芦，也需要有金融支持。为什么不让它发展呢？只“放小”，不“放大”，金融体系就乱不了，大银行一旦出问题对国家危害就太大了。至于‘拆大’，我希望出台法律限制金融行业的垄断，如果让地方上把不良贷款率过高的银行分拆掉，或许是给了它一条活路。”

企业办在城市里的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则这样看问题：“中国当前发展的第一动力，来自于区域之间的经济竞争，从这个角度讲，政府不缺乏支持企业的动力，政企关系并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他也看到“中国搞市场经济的实践并不长，政府处在转型过程中职能的转化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政府的职能定位、执政的素质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在很长一段内还不能全面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

“第二，各种经济成分不同对政府的期望也不一样。比如，国有企业可能希望政府解决所有问题，民营企业希望政府最好什么都不管。中国的环境和国外不一样，企业本身对政府服务的内容、效率会有一些差异。”

至于三一重工这家民营企业，向文波说“民营企业是最喜欢政府，最爱党的。第一，它对政府没有深层次的抱怨，不存在“老板”给的多了，给的少了这样的抱怨。第二，与外资企业比，我们一出生就在这个环境中，觉得政府提供的服务已经比过去好多了。”

〈小标题〉向文波：博客之外的议政方式

身在与宏观调控政策关系最密切的房地产行业，冯仑感觉压力最大的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未来行业的政策制订过程，我是希望更加透明，更加理性，事先博弈逐渐成为一个主导的方式。先有政策后有对策，这叫事后博弈。政策出台前，大家事先吵吵两年，这叫事先博弈。为什么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搞‘下有对策’的行为很少，因为他们是事前博弈，政策出来，大家都尊重规则。”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这方面的政策制订，应该更加透明、理性，事先博弈，相关方面事先做做沟通、讨论，甚至辩论。这是政策的制订过程。另外在这个制订过程中所谓公开透明这一说，参与的人可以更多，消费者、开发商、政府、行业、商会各方面，而不应该关起门来由几个部门协调文件，这是中国持续进步所必须的。”

“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来，建立服务型政府，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公共政策的制订，用什么方法制订。要改变我们政策制订过程中的旧习惯、旧方法、旧观点，我觉得这是需要改革的，要适应更加开放和更加竞争的一个市场经济环境。政府的政策制订过程要改善，改善制订过程实际上就牵涉到比如原来的管制型政府、投资型政治和服务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我们企业界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进步落实。”

新当选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向文波说：“我认为不是很好，企业家国家经济生活的主体，要在国家经济生活中提高他们的地位、影响。国家重大经济制度的制定必须征求企业家的意见，这应该成为一种流程和制度。仅仅靠开一次会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所以我写博客，在人大闭会期间，除了博客，还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

“‘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讲得很对，中国的决策缺乏必要的民主和监督。比如一个经济政策制定，有哪个部门在制约我也看不出来。我说是“司局长治国”，司局长每天面对企业的游说、好处费，在制定政策时该怎样守住公众利益？”

〈小标题〉政府的归政府，企业的归企业

竞争激烈，利润很薄的李书文对《劳动法》有自己的看法：“对我们完全市场竞争的行业来说，劳动法要关照劳资双方的利益，不能让企业去解决政府应该承担的问题。”

冯仑也对宏观调控有一番高论：“1999年以后，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就多了，但是总体来看，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政策调的越来越上路了。3年前，大家还讨论楼市过热不过热的问题，那说明大家担心的重点是金融系统会不会有问题。但两年前，大家开始讨论到底穷人能不能买得起房子的问题，由此发现一个的根本问题：市场究竟能够解决多少问题？那时全国的舆论都盯着开发商炒，潜台词就是市场要解决所有人的住房问题。结果，就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说开发商是为富人服务的。这个话对不对，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多争议。但毕竟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开发商只解决富人的问题，那穷人的问题谁解决？所以当时批判的人都认为开发商也要解决穷人的问题，政府也这么认为。于是，政府天天骂开发商，限制开发商，打击开发商。最后发现，房价怎么打都下不来，反而继续往上走。”

“不断调控，房价依旧，到2006年，监管当局终于明白了，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得政府管，不能让市场管，所以2007年上半年出了一个24号文，改变了‘一刀切’的调控模式，70%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政府管，另外30%丢给市场。”

“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就是这样，规则突然改变了，70%的人从双限房一直到廉租房，由政府管，30%人靠市场解决。地产商也在琢磨，我是进入70%还是这30%呢？各有各的玩法。30%这一部分就是自由，可以投资和自己消费结合，另外交易简单，也不用排队，也不用求人，有钱就买，没钱拉倒。70%便宜，但是得求人，得摇号，要排队，很多年还排不上。另外这个房子卖出去赚的钱你还得不了太多，政府还要拿走，但你有的住。”

“这段期间要维持到2009年上半年，因为这个政策出来，政府肯定要加大70%那部分人的供应，‘双限房’将在2009年上半年集中上市。所以场地整顿好了，足球也可以开始了，篮球也可以开始了，2009年上半年，两边都开始了，大家这边鼓掌，那边鼓掌，各鼓各的掌，又有了精采，又有了游戏规则。政府该管的归政府，企业该管的归企业，所以我说，调控越调越清楚了。”

第四篇 不可逆转的渐进改革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肖强、陈冉、王雅文、张瑜 / 北京、青岛报道

跳出恶性竞争的泥潭，向技术更先进的行业转型，是成功企业的共识。

方正集团除了集中力量研发第二代网络出版技术。其硬件产业也到了一个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时刻，IT硬件产业绝大多数核心技术都在国外，方正最大的竞争压力在这个领域里。

魏新介绍说，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国内PC（个人电脑）机领域的竞争非常惨烈。方正这样的品牌机并不占优势，国内PC生产商都面临这个问题。一些企业为了尽可能压低成本，买最便宜的东西，采购最便宜的东西，显示器不一定那么好，配件无所谓，靠价格竞争，老百姓就以为PC机可以那么便宜，其实它们的产品很多东西省略掉了，但消费者并不清楚，价格竞争使得硬件行业的利润非常薄。

方正下一步在扩大PC机生产的同时，主要精力将转向线路版和专业芯片生产，我们在珠海收购了一条线路版生产线，这条生产线2月29号将要投产；方正还在深圳投资了一个芯片厂。

“我们在珠海生产的多层线路板，技术含量是很高的；在深圳的芯片生产线，包含了英特尔的技术。方正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就是希望突破中国企业来料组装，简单加工这种恶性竞争的瓶颈。”

更有抱负的企业着眼的不光是自己的盈亏生死，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看到，向新行业进军甚至隐含着发展中国家一举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机遇。

〈小标题〉南存辉：赶超要赶在转折点

“后发国家、新企业赶超发达国家、老企业，不能指望大跃进式的激情，关键要看准机遇，超越要赶在转折点”。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把下一步发展的战略重心转移到太阳能发电上。

“国家一直提倡“两个转变”，从微观上说，就是要让企业在技术创新和设计能力上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实现产业升级，脱掉低能耗、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帽子。”

“从历史上看，真正赶超成功的国家，都是敏锐地抓住了世界产业格局巨变的国家。比如，德国利用第二次产业革命电气化、内燃机化替代蒸汽机的产业巨变，一举超越了英国；日本利用微电子技术促成的产品轻薄化，靠深度加工的高附加值产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更因身为知识经济发源地，捍卫住了自己世界经济老大的地位。”

南存辉认为，当前全球石油价格的持续猛涨，反而会给中国和正泰带来机会：传统能源持续涨价必将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商业化加速。

国家发改委为了促进新能源产业化，曾委托正泰做过风能发电的研发工作。为此，正泰请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位能源战略学家对生物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作了产业化可行性研究，最后的结论是太阳能的产业化前景最好。

不过，相比传统的水力、燃油和煤炭发电，太阳能发电技术出现的时间很短，技术不成熟，成本较高。以目前在欧洲运用较广泛的太阳能发电系统来说，电价大概相当于人民币3～4元/度，一般人用不起。“太阳能能够局部推广，一靠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二靠政府补贴。”

“一个尚未广泛应用的新兴产业，政府的推动作用是很重要的。如果通过政府采购，在青藏高原这样阳光资源丰富的地区建立一个示范性的太阳能发电厂以及一整套输变电设施，带动本土企业占领这个新产业的技术制高点，如果肯定比政府直接投资修路要好得多。”

“一旦太阳能发电通过政府立法、政府采购，加以保护、扶持，肯定能够很快形成规模，降低成本，并在全球市场上与传统发电竞争。”

〈小标题〉张瑞敏：放眼天下

看准一个行业，拿回全球份额，是中国新兴企业家的另一种抱负。

身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先驱之一，海尔CEO张瑞敏近两年来直言海尔进入了国际化的“高原期”：可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风光，但也必须在空气稀薄的环境里跋涉。如何渡过“高原期”？“我体会没有品牌不行。前两年我说我好像是一个修行者，30年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后来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再后来得道了，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你得道了吗？”

“我们现在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世界是平的》告诉我们，扁平化的世界是世界名牌的世界，如果是世界名牌在扁平化世界就有位置。扁平化世界的特征是品牌集中度提高，飞机就剩波音和空客，饮料就是百事可乐、可口可乐。我到孟加拉访问，一位首就说接待结束后要到美国沃尔玛总部去，要求他们把牛仔裤加工放在他们这里。这些现实对中国企业来说，就是如果不是品牌就很难做下去。在当今世界，世界品牌是消费者听得懂的语言，不是世界品牌别人就会听不懂。”

张瑞敏给本刊记者讲了一个他亲自经历过的故事。海尔在日本佳世客销售状况很好，“我在销售现场看到海尔家电旁边摆了一个牌，上面说的是美国媒体对海尔家电在美国市场表现的评价，以此来告诉日本消费者不要以为中国货一定是低价低质。美国消费者认同了，日本消费者也可以认同它。如果海尔是世界名牌就不需要放这样一个牌。”

问题是，现在对中国企业来讲打造品牌太难了，因为现在是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改革开放初期，海尔发展也非常快，每年百分之几十的增长。“国外有一句谚语，‘台风来了猪都会飞’。充其量，海尔当时也不过是一只会飞的猪而已。现在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市场更加开放，打造品牌就愈加困难。”

张瑞敏介绍，如果在母国之外另一个国家真正成为一个名牌，国际惯例认为至少要8～10年。欧洲一个著名企业进入中国9年后宣称可以不赔钱了，美国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到中国10多年了还没有赚钱。中国和他们不一样，他们经过上百年工业化，中国是最后的市场之一，他们可以以十攻一，而中国企业到海外却要以一攻十。

怎么创造品牌呢？“一靠速度，二靠差异化。能不能和用户需求同步，能不能创造用户下一刻的需求，能不能站到时代的前列，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后来到前年，政府终于明白了，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得给政府管，不能让市场管。于是，去年上半年出了一个24号文：70%的事政府管，30%的事丢给市场。所以，政府的调控思路是越调越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搞的是渐进式改革，政府对于宏观经济的管理，它是不断地微调来实测，来制订新的政策，它是小模拟。小模拟最后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付出的代价就小。”

〈小标题〉郭羽：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

更年轻一代的企业家在事业开始时，面临的就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了。

出生于1970年代的共合网创始人郭羽没有经历过完整地市场经济转型。“浙江的政府又是服务型政府的典范，浙江的市场经济环境尤为出色；互联网、高科技等新经济领域相对来说投入小，商业模式创新，发展速度也非传统产业可以企及；融资渠道也较为国际化（VC、海外上市），所以和计划经济的过往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对于我们这些21世纪才开始创业的人来说，做企业的时候，整个大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已经非常好了。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应该说比较规范，感觉改革开放的整个政策已经给我们江浙这一带造成良好的环境，这是我最切身的感觉。”

共合网成立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现代的企业，不需要进行治理结构改革了，“因为我们的模式就是国际最先进的，创业者本身是国外读MBA回来的。当我们这些年轻的后一代的企业家进入这个市场竞争的时候，整个的演变已经变得非常成熟。中国的企业的那种制度也好，包括说政府工商局对企业的管理，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有各种企业形式都有了，股份制，个人企业，就是包括合伙制等等都已经有了，所以说提得已经比较规范了，所以我们已经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的困惑了。”

〈小标题〉冯仑：不可逆转的渐进

生于20世纪50年代最后一年的冯仑，对企业环境沧海桑田之变感触要深得多，20世纪80年代已经在商场上找到了感觉，但主流价值观却并不认可像他这样“闯荡江湖”的人。

“我研究生毕业，又在机关干了这么多年，一下子成了个体户。回到中央党校的时候，住在筒子楼里，老师、同事、同学看你都像看失足青年，老为你惋惜、同情、可怜。党培养你这么多年，受这么多教育，现在怎么成这样了呢？ 每天在外面乱跑，也不好好读书，这不学坏了吗？所以我那时候老对我们同学说，‘我唯一的一个历史贡献就是，在你们教育孩子时把我当反面教材，告诉他们不要学冯叔叔，没工作。’”

1999年之后，社会上对民营企业的看法就比较积极了。“我为什么要写一篇文章叫《让你的公司更张艺谋》？实际上就是希望民营企业从边缘心态回归到主流心态。边缘心态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有时候是激愤的、悲愤的，是不合作，甚至是逃避的。要么赚到钱就转移资产到国外，要么就是天天发牢骚。主流就是负责任、敢担当，跟政府、社会是合作的。”

“我总是看到光明的一面，我比较乐观。”冯仑说，“50年代生人，看到的是中国每天都在变，越变越好。”

“30年前，政府只允许大家‘炸油饼’。那时候我们有点金融没有股票。说实话，那时候即便有股票的话，谁懂啊？所以只有在‘炸油饼’的时候不能谈金融改革。现在大家都会做公司了，有全球化的一个企业了，这个时候你资本市场再闹，我们也会做了。社会进步也是这样。今天，一些深层次的社会改革停留在‘炸油饼’阶段。既然是‘炸油饼’时代我们就把‘炸油饼’的事做好，未来那些复杂的事，都相当于当年的金融改革，没有20年，这个话题就提不到跟前来。”

冯仑在处理万通与客户纠纷的过程中观察到了一个更有趣的现象：“65岁以上的客户都用毛主席的方法跟我处理纠纷，写大字报、开批会，第二天闹事，每个人都想当领袖。红卫兵那一代的客户动不动就像黑社会，想打架。40岁以下的很简单，打官司，拿钱，走人，没有复杂的事。没有人想当领袖，管别人的事，只要打官司自己把钱拿了就完了。所以再等一代人，毛主席的人都跟毛主席走了，红卫兵的人也跟毛主席走了，这事就结了。期待社会进步要有这个耐性。”

（全文完）